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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又行贿为何不并罚 从定边县公安局原局长苏
日期:2021-08-25

  渎职又受贿为何不并罚

  从陕西省定边县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苏志强案说起

  特邀嘉宾

  谢安洲 榆林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孙红梅 榆林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

  刘志强 榆林市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考察室主任

  白 昊 榆林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刘建标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

  编者按

  这是一起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应用职务上的便利,大搞权钱交易,徇私枉法,与不法商人彼此勾结敛财的案例。本案中,苏志强在任期内疏于监督管理履职不力的行为,应认定为违背工作纪律还是人民纪律?其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便宜购置管理服务对象公司股份是干股型受贿仍是交易型受贿?苏志强收受刘某、冯某财物帮二人处理案件,为何分别以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起诉?其失职又受贿的行为为何不并罚?裁决中为何对调了公诉机关指控的苏志强收受刘某、冯某财物并帮其处理案件两起事实的罪名?对此,咱们邀请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分析探讨。

  基本案情:

  苏志强,男,中共党员。2005年10月至2019年1月,任定边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主持工作)、局长,榆林市公安局正县级侦察员。2019年1月退休。

  经查,2005年至2013年,苏志强在任定边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案件办理中徇私枉法,在未全面取证、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变更逼迫措施后中断侦查,将案件长期搁置,致使犯罪嫌疑人未被追诉。同时,为多人在职位调解、晋升、案件办理、管理服务业务等事项中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523.26万元。

  其中,2008年8月至2011年6月,某石油化工公司控股股东冯某,为了该公司在原油运输、收购“黑油”(无政府交费票据原油)等方面得到定边县公安局的照顾,多次给苏志强进行利益输送。2012年,冯某对该石油化工公司进行股份改制,以每股80万元的价格向社会接受资金参股。冯某为了连续得到苏志强的关照,以每股低于其余股东25万元的价格邀其入股,苏志强以每股55万元的价钱购买了15股股份,共少交股金375万元。2014年年初,该石油化工公司每股分成利润60万元,苏志强获得分红款900万元,其中375万元对应的股份分成款为281.25万元。

  此外,苏志强还存在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与别人合伙开采油井获利4800余万元等问题。

  查处进程:

  【立案审查考核】2020年5月12日,榆林市纪委监委对苏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同年5月14日,经陕西省监委批准对苏志强采用留置办法。

  【移送审查起诉】2020年11月17日,榆林市监委将苏志强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一案移送榆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党纪政务处罚】2020年11月30日,经榆林市委同意,榆林市纪委监委给予苏志强开革党籍处罚、取消退休待遇。

  【提起公诉】2021年1月11日,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以苏志强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判决】2021年6月16日,榆林市中级国民法院判决苏志强犯受贿罪、徇私枉法罪,数罪并罚,判处苏志强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裁决现已生效。

  1.为何说苏志强案是一起典范的官商勾搭案件?对党员干部有何警示教诲作用?

  谢安洲:近年来,因官商勾结落马的引导干部不少,苏志强就是其中一例。陕北榆林矿产资源丰富,而定边县又富产石油,为全国产油大县,被誉为“塞上油城”。苏志强就是在定边这块资源富余的土地上,被金钱和欲望冲破思维堤坝的“闸口”,迷失自我,终极落马被查。

  亦警亦商,双面人生。苏志强在定边县公安局任职期间,正值该县油气大开发时期,其本应在油气开发中维护秩序,助力发展,但他却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不法商人冯某等人相互勾结大肆敛财,其通过违规入股开采边沿残次油井、低价购买股份及收受干股等情势,捞取巨额利润。同时,又为不法商人站台,放任“黑油”流入市场,为边缘残次油井的违规开发充当“维护伞”,大搞权钱交易。

  买官卖官,任人唯“金”。干军步队是党和国家事业茂盛发达的组织基础,然而在苏志强眼中,提拔干部却成了其捞取利益的机会。他在定边县任职期间,为多名下属干警在职务提升、岗位调剂中供给帮助,屡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03.2万元。

  执法犯罪,毫无敬畏。苏志强在政法体制工作逾三十年,有丰富的政法工作教训,本应坚持执法为民,保护社会公平正义。但在办理王某等人故意损害案时,苏志强却利用手中的权利,徇私枉法,干涉刑事案件办理,致使部分案件中止侦查被长期搁置,导致多名犯罪嫌疑人未被追诉,损害司法公正,破坏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苏志强还存在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与别人串供,向组织供应虚假情形;违反组织纪律,瞒哄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单位下属和管理服务对象礼品;违反群众纪律,疏忽群众利益,放纵涉黑涉恶活动;违反工作纪律,干预户籍信息登记等严格违纪违法行为。

  苏志强案不仅是政法系统的糜烂案件,也是矿产资源范畴的腐败案件,是榆林市纪委监委目前查处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危害重大,影响恶劣。由于苏志强的肆意妄为,定边县公安体系的政治生态受到了极大损坏。随着苏志强落马,定边县公安系统的系列违纪守法犯罪案件也被迅速查处,一批干警被处置,其中移送司法机关3人。为了充分夯实案件查办的治本功效,做深做实“后半篇文章”,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系统机制,榆林市纪委监委正在发展以苏志强案为首的系列案件的以案为戒、以案促改运动,编写警示教育材料,拍摄警示教导片《褪色的警服》,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成果。

  2.苏志强漠视群众利益、疏于监督管理,致使黑恶权势坐大成势,应认定为违反工作纪律还是违反群众纪律?

  孙红梅:2005年至2013年年底,苏志强在任定边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局长期间,疏于监视管理,该县公安机关在处理以李某兄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波及的多起遵法犯罪案件时,忽视干部好处,有案不查、破而不侦、侦而不结、降格处理案件,以致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占据定边县,涉足该地油田开采、地下赌场和房地产开发等多个范围,敲诈勒索,侵害大众利益,重大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发生涯秩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本案处理过程中,对苏志强履职不力的行为应认定为违反工作纪律还是违反群众纪律,存在争议。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党的畸形工作秩序。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伤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侵犯的客体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接洽。

  本案中,苏志强的行为发生在工作过程中,要准确对其行为进行定性,关键要看苏志强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什么。从本案来看,该县公安局在处理多起涉黑涉恶案件时,不依法打击黑恶势力,以至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坐大成势,长期盘踞该地进行巧取豪夺。名义上看,苏志强作为县公安局长,工作不负任务,疏于监督管理,违反的是工作纪律。但究实在质,该县公安机关履职不力,放纵涉黑涉恶活动,导致基层群众的涉法涉诉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处理,损害了群众的亲自利益,啃食了群众的失掉感、幸福感和保险感,最终破坏的是党同公民民众的血肉联系。因此,苏志强作为该县公安局局长,其履职不力,放纵涉黑涉厄运动,侵犯人民亲身利益的行为,更应认定为违反干部纪律。

  3.苏志强少交375万元股金的行为属于干股型受贿还是交易型受贿?受贿数额如何计算?

  刘志强: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对苏志强以每股低于其余购买者25万元的价格购买股份,并少交375万元股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无争议。但对该受贿行为属于收受干股型受贿还是交易型受贿,以及如何盘算受贿数额存在争议。有人认为375万元对应的股份是苏志强没有出资而失掉的,应属于干股,其受贿行为属于收受干股型受贿。“两高”《对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看法》(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收受的干股未进行股权转让登记或不相干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但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了利益,实际获利数额应认定为受贿数额。本案中,苏志强购买股份后,除冯某自己私下记载了该笔股份交易,并不证据证实股份进行过实际转让,因而,有人认为苏志强的受贿数额应以取得的分红利益281.25万元计算。

  我们认为苏志强的行为并不属于收受干股型受贿。依据《见解》精神,干股应该是纯粹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或者以“交易”为幌子,通过极小的价格购得价值较大以上的股份。而苏志强与冯某公司发生了切实的股份交易,苏志强每股均出资了55万元,并不存在未出资或者以“交易”为幌子通过极小的价格购买股份的问题。因此,苏志强上述行为不属于收受干股型受贿,受贿数额也不应以281.25万元打算。

  根据《意见》第一条规定,交易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从而通过廉价买进或高价卖出或以其他差价交易的形式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交易型受贿数额按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当时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以商品经营者当时设定的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本案中,要准确界定苏志强的行为是否属于交易型受贿,关键要判断苏志强的购买价格是否显著低于市场价。首先,差价25万元不属于市场价格正常稳定领域。苏志强购买股份的行为看似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交易行为,但促使这个“交易”的真正起因是冯某想通过差价换取苏志强手中的权力,因此该25万元差价不属于正常的市场价格稳固,属于“明显”低于销售价格。其次,从本案证据看,25万元的“优惠价格”不是冯某在进行股份交易之前面向社会不特定购买者设定的,此优惠是冯某为了其公司继续得到苏志强的“照料”给苏志强量身定制的,其他购买者并不知道此优惠条件。综上,苏志强购买的每股55万元的价格属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其行为属于交易型受贿,受贿数额应认定为交易差价375万元。

  4.苏志强收受刘某、冯某财物帮二人处理案件,为何辨别以行贿罪跟徇私枉法罪起诉?其渎职又受贿的举动为何不并罚?

  白昊:苏志强于2006年夏因帮忙处理某油田分公司采油厂3名员工涉嫌妨害公务案收受请托人刘某所送2万元和2012年11月因帮忙处理吕某涉嫌盗窃案收受请托人冯某所送20万元,这两宗犯罪事实乍一看有相似之处,细究又有差异。

  一是徇私枉法罪恳求司法工作职员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成心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在收受刘某2万元这宗犯罪中,涉案的3名员工因与定边县公安局实行公务的民警产生肢体抵触被刑事扣留,但依据在案证据,仅凭肢体抵牾的情节,尚不足以认定3名涉事员工构成刑事犯罪,难以得出苏志强明知这3名员工构成了犯罪而袒护的主观故意。再看苏志强收受冯某的20万元。我省盗窃罪的入罪尺度是2000元,吕某盗窃一车原油,价值高达数万元,偷盗数额巨大,可能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根据案情断定,从主客观剖析,苏志强的“明知”跟“放荡”显明。故而,咱们以为,第一宗犯罪事实形成行贿罪,第二宗犯法事实构成徇私枉法罪。

  二是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徇私枉法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苏志强收受冯某20万元这宗犯罪事实中,如何择一重处罚?首先,根据刑法关于对受贿罪的处罚及“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实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阐明》,受贿20万元的法定刑期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结合司法实际,本宗犯罪受贿20万元的基准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徇私枉法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峻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单从可能判处的刑期看,徇私枉法罪更重。再者,从社会损害性看,受贿罪侵占的是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明性,徇私枉法罪侵略的是国度司法制度。苏志强身为公安局长,应刚正不阿,忠于法律轨制,忠于事实原形,严格依法办事,不枉不纵。但其却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放肆犯罪分子,破坏国家司法机关的畸形活动,伤害司法机关公信力。故本宗犯罪事实以徇私枉法罪评估,更合乎破法精力,做到罪行刑相一致。

  5.判决中为何对调了公诉机关指控的苏志强收受刘某、冯某财物并帮其处理案件两起事实的罪名?苏志强是否构成特殊自首?

  刘建标: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11月,定边县个体商人吕某等人因涉嫌偷窃罪被定边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收禁。吕某前妻托人通过冯某找苏志强帮忙将吕某等人取保释放,并送给苏志强20万元,苏志强收受后将吕某等人取保候审,该案搁置至今。公诉机关指控苏志强上述行动构成徇私枉法罪,但我院认为,苏志强受贿20万元的量刑在三到十年有期徒刑之间,而徇私枉法罪的一般情节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法律划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构成徇私枉法罪和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苏志强的行为和情节对应的量刑幅度,纳贿罪的处分更重,故我院认定苏志强上述行为构成受贿罪。

  此外公诉机关还指控:2006年夏,苏志强因帮忙处理某油田分公司采油厂3名员工涉嫌妨害公务罪收受请托人刘某所送2万元。上述事实与前宗犯罪事实相近,但公诉机关指控为受贿犯罪。本宗犯罪中,苏志强明知该采油厂的员工涉嫌妨碍公务罪,因徇私利而不查究三人的刑事义务,其行为涉嫌徇私枉法罪。根据法律规定,受贿2万元正常不够受贿罪立案标准,而徇私枉法罪第一档量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我院为了从重打击犯罪,两罪择一重处,对本宗犯罪事实认定为徇私枉法罪。

  苏志强辩护人辩称,苏志强在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期间,自动供述了监察机关尚未控制的徇私枉法犯罪事实,该行为应认定为自首。根据法律规定,被采取强迫措施的被告人,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恶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参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的其他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个别应以罪名分辨。如果被告人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把持的罪行固然罪名不同,但属于决定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有亲密关联的,应认定为同种罪恶,其行为不构成自首。本案中,苏志强在监察机关留置期间主动供述的徇私枉法犯罪事实与监察机关已经把握的受贿犯罪事实诚然罪名不同,但二者在法律、事实上有密切关系,属于同种罪行。故我院认定苏志强如实供述徇私枉法犯罪事实的行为不构成自首。但我院在量刑时,考虑苏志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上缴全部违法犯罪所得,认罪认罚,被迫缴纳全体罚金,及苏志强在留置期间请求将他本人的案例作为反面典型教材,以警示全市党员干部的诚挚悔罪态度,对其予以从轻处分。

  本报记者 刘一霖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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